《哲学分析》2020年第4期目录、摘要
《哲学分析》2020年第4期封面
哲学专题讨论
【摘要】20 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哲学历史转向坚持科学哲学应该建立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吉尔曾指出，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科学史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知识论层面上的作用从来没有被很好地理解过。最近对科学实践中各类本体论承诺的历史性研究对吉尔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回应的可能。在此使用瓦托夫斯基的历史知识论来说明这点。他的历史知识论还展示了，建立在科学史上的科学哲学要求以实践而非以理论为中心，因而它必定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实践哲学。
作为“基本善”的知识及其正义问题
白惠仁/文
【摘要】知识的公共性使得知识构成了每个社会成员追求罗尔斯式的“合理生活计划”所必需的条件。知识分布的不公正对于社会正义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以《正义论》为代表的分配正义理论并未将知识纳入其中。像大多数社会益品一样，知识也可以被生产、传播和获取，知识可以被视为罗尔斯的“基本善”而纳入正义理论的讨论对象。知识的分配正义需要在一个“公共知识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实现。
论科学实践的认知结构
袁海军/文
【摘要】科学是以知识为中心的集体实践，理解科学就是要从实践入手来说明知识上的成功。库恩的这个创见衍生出科学实践哲学颇有影响的两个版本，即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劳斯的科学政治哲学。这两种对科学实践的外在主义阐释，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库恩哲学的初衷。以求知为中心的集体实践包含两方面的诠释要求，一是说明个体的知行关系，二是澄清认知实践中个体与集体（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知行合一论和心智的分形结构来重释库恩《结构》中的洞见，可构想对科学实践的一种内在主义的自然主义诠释。
哲学传统研究
陈徽/文
【摘要】关于经权关系的二重性问题，先秦儒家已有了初步的思考：一方面，权之运用当以从经为前提，惟有知权达变，经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权欲通经，须以形式上反经的方式来实现。唯有在公羊家那里，关于反经之权运用的前提、目的、原则等才得到明确地提出和解决。公羊家的这一理论创见既深化了儒家关于反经之权的内涵、本质和功用的认识，也将儒家的经权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然而，公羊家“反经达道”的思想被后儒概之为“反经合道”，且因此“反”字而为后儒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误解，招致了诸多非议。作为理学家的代表性人物，程、朱的经权说对于经权关系的思考没有从本质上推进儒家经权思想的发展，并对公羊家的经权说存在许多偏见。这些偏见之所以会发生，既因其思想“以理摄道”的思想运思特点，也因为他们不明公羊家反经之权说的本来面目和究竟意义。
从《周易正义》到《周易要义》：“以纬证经”的存与化
刘舫/文
【摘要】唐代孔颖达奉敕撰《五经正义》，以王弼、韩康伯易注为本，同时兼顾郑玄易注，并引用纬书。北宋欧阳修上疏宋仁宗要求删尽五经注疏中的谶纬之言，至南宋魏了翁撰《九经正义》才告完成。然而自西汉立五经博士，纬书是解经的重要参考且为经师必习。在天人感应的知识背景下，“纬”极而“谶”，是术士干禄和统治者自济的工具，从而“谶纬”并称，以虚诞惑众闻名，虽屡禁而不绝。《周易正义》所引纬书涉及天文和人文，言赅义精为后世公认，大部分被魏了翁《周易要义》继承，可见所谓“去谶纬”并非凡“纬”必除，而是切断经义推衍禨祥的纽带，反映出自然知识逐渐剥离于人事的观念。后朱熹《周易本义》首列易图，《周易》再次兼容天道和人道，谶纬自行刊落于经学。
从“气化”到“心知”
——张载“知”论的内在理路
张靖杰/文
【摘要】以往学者对于张载“知”论的关注，往往侧重于“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乃至“诚明所知”的区别。然而，张载以“气”为核心所试图建构的思想体系却是一个圆融的整体。以张载的“气化本体论”为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张载“知”论的核心观点。张载论“知”遵循了一条从“气化”到“心知”的内在理路，“气”不仅给出了“知”的形上根据，同时构成了“知”的现实展开。并且，正是由于“气”的规定，“知”才能从“见闻之知”的形态中跳脱出来，经由“大心”与“体物”的工夫实现向“气化”之“道”的复归。
经验，怀疑与否定
——论黑格尔“意识哲学”的立场与方法
徐广垠/文
【摘要】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始终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二元论立场持批判态度，这就决定了黑格尔不可能坚持先验哲学路径。而皮平恰恰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解释黑格尔的。皮平的解释奠基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这无法把握作为一种无预设的理论态度的绝对知识的根本内涵。黑格尔是从对经验的分析出发论证绝对知识的合理性。以思辨的否定为核心的“有待于自我完成的怀疑论”是意识形态辩证运动的动力，而皮平的“先验怀疑论”并没有超出反思哲学范围，并不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沉思何以是一种生活实践？
朱清华/文
【摘要】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古希腊的智慧（σοφία）以及沉思（θεωρεῖν）等概念的源始意义，表明海德格尔并未将它们列入非本真或衍生的生存活动。相反，在向另外一个开端的过渡中，重新占有及重演这些源始概念是必经之途。海德格尔在前期思想中并未对沉思的生存方式充分展开，因为他的重点在于对亚里士多德践智慧（φρόνησις）以及技艺（τέχνη）等概念的诠释。在海德格尔中后期的思想中，运思活动被认为是揭示存在的真理的重要方式。海德格尔在前期未曾展开的对沉思的阐释，在后期通过运思（Denken）、沉思（Besinnung）、思考（Bedenken）等概念展开。作为为此在之生存奠基的存在之思，哲学沉思活动也是最高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海德格尔所说的哲学运思与他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反思是有区别的。
正义理论的两难：对阿玛蒂亚·森的批评与理解
刘科/文
【摘要】森的能力路径开创了正义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但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森的能力理论提出后遭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不切题的情况。合理之处在于森的能力理论的确存在某些失误，尤其是在人际视角方面。不切题在于这些批评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森对个人视角更深切的关怀。在某种意义上，森的失误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个人视角与人际视角之间的冲突正是当代正义理论建构所面临的两难。
德莫若让：为什么谦让是美德？
马爱菊/文
【摘要】“谦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价值主张，“让为至德”在历史上有丰富的论述。先哲之所以如此看重美德中的谦让不争取向，是因为：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圣人就是“贵让”的，圣人立身行事极其谦虚，堪称低调的典范。由于圣人是做人的极致，圣人崇让，这就为谦让的至善性和道德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其二，中国文化认为君子温良，小人好斗。教化成熟的“成人”、克己复礼的贤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谦让是健全完美的人性的体现，是人的证成。其三，谦让是历史进步的结晶，文明发展的成就。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使真者理论与关于基本存在的形而上学
叶闯/文
【摘要】使真者理论有两个目标，其一是解释使真关系的不对称性，其二是借助一种形而上学中立的标准，来找出那些缺乏本体论基础的被声称的真断定。许多人通过奠基理论来帮助使真者理论家完成这两个目标。然而，他们的努力因为如下原因不可能成功。首先，奠基概念不可能在没有使真概念实质参与的条件下，解释使真这个直觉的不对称关系；其次，识别欺骗者必须根据具体的形而上学断定，这一点注定奠基理论不能成为判定谁是欺骗者的中立的标准。重要的是，完整的使真概念内在地包含关于性概念，后者与纯粹形而上学的奠基概念有本质不同，这是奠基理论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完成解释使真关系和抓住欺骗者两项任务的深层原因。
全球化背景下的涉“心”认知
——形态演变和重要价值
王前/文
【摘要】“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用心”是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由于对脑科学及相关知识的偏重，人们往往从日常用法的角度谈论“心”，缺乏自觉反思和评价。“用心”是以大脑右半球和边缘系统为主导的思维形态，具有知情意相贯通、真善美相结合、知行合一的特征，在整体性、直觉性、体验性的认知活动中有明显优势。全球化背景下的涉“心”认知有助于协调人类生存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然而这种功能在过度强调逻辑分析和量化评价的环境中会被不自觉地消解和屏蔽，“失心”会造成各种观念冲突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有必要倡导“用心的审视” “用心的设计”和“用心的评价”，发挥涉“心”认知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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